中国，谁­还肯站出来认错

□ 毕星星

近来传出的造假活动越来越离谱，越来越骇人，若论其荒唐，足以令全国上下笑破肚皮。说学术造假、艺术造假已进入建国以来最热烈最高产的新阶段，当不为过。

可恶复可气的是，对于种种造假、犯错，没有几个人肯站出来认错。被揭穿西洋镜以后，我归结出大体的四种对抗方式：一不理；二狡辩；三耍赖；四蛮横。

比如遇到英文拼写的蒋介石，竟然译成“常凯申”，让人不禁哑然失笑。我们的“翻译家”翻译水准低得惊人，近代史知识也近乎文盲。以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命名的赫尔岑大街，译成“赫尔珍大街”。莫斯科国家大剧院，偏要译成“波尔索依剧院”。我看终有一天，他要把马克思翻译成一个姓马的回族老人。堂堂清华大学出此丑闻，你揭发出来，当事人却一声不吭。

鼎鼎大名的余秋雨被指汶川地震捐款未到位，全国炒得沸沸扬扬，终于都江堰教育部门发了言，余秋雨原说捐款，现在改成捐建图书馆。这好比当初许诺捐献一桶水，被人指控不到账，改口说三年后我捐一座水库。水库能否修成尚在两可，一桶水未到位总是事实，怎能说自己无过？“捐款门”这一战胶着久了，有人问“余大师”为何一直不辩驳，余说，我这一拳打出去很仁慈，之所以不反驳，主要是怕对方受不了——好一副慈悲心肠！即便事实已经胜于雄辩，我不妨巧言令色，至少不输面子。

上海大学、辽宁大学、西南交大，博士论文抄袭几番爆了猛料，眼看顶不住了，都是可怜的博士出来包揽罪过。署名在前的导师呢？副校长呢？一个个都推说论文来不及审阅，含糊搪塞过去。那么，论文发表人前风光时候，怎么没有推托一番，敬谢了桂冠呢？

大学教授抄袭，铁证如山，没有人老老实实承认自己错了，起了个专用名词叫“过度引用”。西安交大六教授联名揭发抄袭，校方处理，“长江学者”被免职。嗣后六教授被“长江学者”告到法院，罪名是“侵犯名誉权”。看来即使抄袭成立，“名誉”也是万万侵犯不得的。 

以上种种，如果不是眼观耳听，简直不敢相信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们频频制造的丑事大观。他们从来不把出错当一回事，一旦出错，坚决抵赖。仿佛小偷行窃当场被抓，众目睽睽之下，却依然滔滔不绝厚颜讲演，你不得不佩服其战斗到底的气概和决心。

显然，当我们整体处在一个讳疾忌医的大环境里，单单要求学术界、文艺界摆脱友军隔绝污染，超然于世外，率先建立一个勇于认错、改错的“道德特区”，岂非幻想？道理很简单，一旦强制学术文艺界大佬们公开认错，他们就会和同类攀比，并以此质问我们：

既然高级干部决策失误损失数亿，眼睛不眨一下，以“交学费”做搪塞，我为什么要认错？

一个主管干部出面认错就能平息群体事件，他却宁可调动武警公安，弹压解决，我为什么要认错？

有些书记县长对付批评可以悍然使用公检法解决，我为什么要认错？

手机短信批评官长，视为散布谣言，破坏稳定，涉嫌诽谤，立即清查逮捕，我为什么要认错？网上举报乡长，立即遭到县检察院起诉，我为什么要认错？河南举报假抗旱，当地抓捕；北京批评东北，异地追捕。人海搜索，千里追讨，公审判刑，锒铛入狱，不乏先例。官员们纷纷得意地动用国家机器，暴力对抗纠错，为什么偏偏要我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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