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对自己“三七开”

——夜读抄

□ 邵燕祥

重温历史断章，识其真相，汲取教训，是必要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没有人能“一贯正确”，能有“三七开”就很不错了。

读赵文滔个人回忆录《伤害》，最后有“半个世纪后的通信”一节，发人深思。

赵文滔，1951年大学毕业后，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后改称局）工作。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时的鸣放阶段，他根据团小组群众意见整理了三张大字报，除了批评教育司肃反运动的偏差（如硬指一个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才10岁的青年干部有“汉奸”嫌疑等）外，批评了高级干部的特权（如用大笔公款装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学的子女通过教育司走后门免试入学，小干部因“流氓行为”受到行政和法律处分，而一名副局长诱奸了二三十个女人却还有人事干部为他辩护）。赵文滔因这三张大字报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此后22年间，他沦为政治贱民，妻子、姐弟都遭到株连。

2008年2月1日，赵文滔给半个世纪前“反右运动”中直接处理他的党支部书记梁某某写了封信，除了陈述当时二机部教育司诬枉好人的种种情事外，指出司里一共三十一二人，打了6个右派，达到18.75%，远远“超标”。梁某某的回信如下：

赵文滔先生：

        你的信，晚了几天。我无法回答你提出的许多问题和意见。我只能就我把你打成右派，送公安局劳教问题答复如下：

        我为主干的，给你造成苦难的一生，这是我的罪过。我向你赔礼道歉。由于这是当时反右派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当时我们怀疑你和山西反动派有联系，并没找到真凭实据。有些情况也许你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多月，我被派去参加部属西安工厂、学校的反右派工作组。我回来时部教育局的反右斗争基本结束，进入宣布处理阶段。局领导让我宣布处理，因为我是教育局的党支部书记。所以有些细节，我也不太清楚。你有何意见和问题，请通过组织向我提出，以示正（郑）重。

       此外，关于马世聪的汉奸问题，是指他是汉奸家的子弟，不能当国家干部。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以上都是我在后来党和国家对反右派运动纠偏的工作中认识到的。我内心感到歉疚。

                                                    梁某某

2008，2月21日

赵文滔全文照录这封信后写道：“截至对这封信的校对时，仍然没弄清写给天津大学的诬陷信究竟出自谁手。（笔者按：该信说赵妻田滨到天津大学看望赵在那里读书的小弟，编造公安人员尾随，监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云云）反正‘教育司支部’那枚章，只能是‘书记’和‘组织委员’保管，他要没有干，那就是某某某干的。到哪儿找他？找到他会承认吗？……这就是唯有在这个国度里才有的‘有罪行而无罪人’的现象。”但我要劝赵文滔兄息怒。这位前支部书记毕竟还是认账的，他说内心感到歉疚，赔礼道歉，就算不容易，甚至是很难得的了——特别是在我读到另一篇报道之后。《文汇报 • 新书摘》2009年2月22日摘介《一个真实的王光美》（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因是摘介，不知道原书于“桃园经验”前后是怎么记述的，“文革”初期王在清华大学“蹲点”又是怎么记述的。后者我过去零碎看过些报道，不知其详；而前者，则因我亲历了“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保存了一些感性的记忆。

“四清”的学名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于1963年，那时大饥荒刚刚度过，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有所恢复。为了给四清运动创造经验树立样板，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数月后，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那里撇开原有基层组织，搞“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的实践，总结了一套“桃园经验”，由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干部听报告，带着这本“经”下乡参加各地基层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1949年以来农村历次整风整社所不及的，是一次打击干部、群众“两个一大片”的极左的斗争。尽管后来有人披露，“桃园经验”曾得到毛泽东的口头认可，刘少奇也才放手大力推广，那是另一问题，此处不议。

如果说前述赵文滔被划右一案中，主其事的支部书记推说整个运动为上级布置，他是一个执行者，犹有可说；而王光美在全国因推广“桃园经验”而对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造成的伤害，平心而论，确实无法完全诿过于人，是不能辞其咎的。《一个真实的王光美》文摘中，以下一段应是王光美真实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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