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道一

【李德与肖月华、李丽莲】

延安时代的“跨国婚姻”并不鲜见，最为著名的要数李德和李丽莲。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出军事顾问李德，即奥地利人奥拓·布莱恩（笔名华夫）。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众所周知，这里只说他生活上的“毫末细节”。

李德到江西苏区时正值三十出头，自然有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据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不‘检点’很快传到了领导层面，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但听任洋顾问如此放肆，影响确实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最终组织上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年青农妇。

肖月华是出身贫苦的广东姑娘，长得虽不怎么漂亮，但为人厚道，当时在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身边工作。肖月华也是一位老革命，17岁那年由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彭湃夫人蔡素屏介绍入团。在领导“软硬兼施”的磨泡下，肖月华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所以凑合着与李德一起过了。也是据索尔兹伯里所言，著名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其实，丁女士此言差矣！这种有违人权和婚姻道德，由组织上定夺的婚姻“配给”，在中国，特别是在部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当肖月华给李德生了个皮肤黝黑的儿子后，连毛泽东也调侃李德：“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后来，毛泽东还一直记得李德、肖月华夫妇这个儿子。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安娜利泽，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成员）随夫婿抵达延安，毛泽东初次见面便问王安娜：“你儿子（王黎明）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不顾王安娜脸上的惊愕神色饶有兴味地寻根刨底。当王安娜明确表示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以后，毛泽东才抚掌笑曰：“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这种组织上介绍乃至一手包办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剧。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别恋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丽莲之后，肖月华最终找到了毛泽东。听完肖月华的哭诉，毛泽东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不过，毛泽东最初也想做“和事佬”，毕竟这是桩涉外婚姻，尤其还与共产国际、与苏联人有牵连。但肖月华去意已决，经调解无效，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离婚。

肖月华解放后任职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尔后调回部队，授大校军衔。1983年11月3日病逝。

而令李德情有独钟的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离沪来延安。由于李丽莲不仅能演戏，还能歌善舞（为上海“天一”影业公司演员，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片中配唱），很快担任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离婚后的李德与李丽莲正式结婚，李德也转为中共党员。但好景不长，婚后不久，李德便于1939年8月奉命返苏，留给李丽莲的是无限惆怅与清泪涟涟。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大部分时间从事民间外交，曾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并历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1965年4月在北京病故。定居民主德国的李德则于1974年去世。

【郑律成与丁雪松】

另一对“跨国婚姻”是丁雪松和郑律成。1918年生于重庆巴县的丁雪松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20世纪70年代末先后出使荷兰和丹麦，此前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朝鲜处副处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等职。

丁雪松幼年失怙，父亲丁开科英年亡故，家中生活十分清贫，主要靠母亲做手工活、摆小摊苦度光阴。丁雪松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重庆文德女中，她才华出众，唱歌、弹琴、舞蹈无师自通，成绩名列前茅，屡获教师好评。丁雪松于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年初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学习。在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时任学生会副主席、俱乐部主任。她是在“抗大”这座革命大熔炉里与同龄的异国青年郑律成相识并相爱的。丁雪松说：“1938年初，我到了延安。那是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咏之城，到处回荡着嘹亮的歌声。”“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抗大’女生队的几个同志到延安北门外散步，初次见到一个体型瘦削，腰杆笔挺，眉宇间显得英俊而刚强，身穿黄色军大衣的人。他是我们队长赵玲的客人郑律成——来自朝鲜的一个革命青年。后来在我担任队长以后，又常常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有时穿着灰色的军装，有时穿件褐色的茄克。当他在晚会上出现的时候，他的节目很独特，嘴里吹着口琴（用铁丝把口琴系在头上），怀里弹着曼陀铃，脚下踏着打击乐器，一身而三任。我想这也许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当时延安这样简朴而热烈的晚会上，不正需要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有着各种艺术才能的青年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活跃大家的文娱生活么？有时他引吭高歌，那宏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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