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个似是而非的时代

□ 李扬帆 

民国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然而，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它本质上是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的。

民国是如此的短暂，短暂得让人来不及体会。存在于国人脑海中的，便是一个朦胧的时代，因此也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民国意识。

 【似是而非之一：民国是第二次春秋战国吗】

大清既倒，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中国历史似乎呈现出第二次春秋战国景象。民国与春秋战国在形势上大体呈现如下三端相似之处：

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开了思，放开了想，“哲学爆炸”，激荡寰宇。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学问跻身世界水平。此为其相同者一。

春秋战国各国邦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场景，自管仲、子产、苏秦、张仪到惠施、蔺相如等，凭三寸之舌，游说列国，创中国古代外交之鼎盛风气。而民国外交同样群星灿烂，既有留学欧美日之海归，也有晚清遗老、革命志士和政要士绅，各施法术技巧，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此为其相同者二。

民国之群雄逐鹿，与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相似。战事频仍而国士们前赴后继，中国“士”之精神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得以遥相呼应。民国是一个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此为最似春秋战国者三。

性情中人多半敢作敢为，血性刚烈，勇于任事，同时又多少伴有些许憨直率真，迂腐可笑。因为有了这些真性情的涉外人物，民国在历史中更为清晰。诸君可见有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外长，有为了红颜不惜辞官的外长，也有为了信仰不惜归隐的外长，还有文人们为了改变中国组成“好人政府”的表演，更有16岁就单身负笈赴美的外交家。

然则，民国与春秋战国之不同亦有三端：

二者毕竟相隔2000年以上，19世纪以来世界一体化之进程肇始，西风东渐，民智渐开，士大夫们面临国难家仇和文化存续的严峻考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为创造文化而生，民国的国士们为捍卫民族文化而死。此为二者不同之一。

春秋时期，列强“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战国则“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连天子也不尊崇了。春秋战国的结果是开启了统一王朝的循环历史。而中国摆脱王朝循环和异姓革命的宿命，以民主革命为主旋律，始自民国。天下不再是一人之天下，而真正成为民众的天下。自孙文至毛泽东，为的是革命，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此为二者不同之二。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囿于东方一隅，以天下观念看待世界，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而民国肇始，政治领袖们在晚清失败的基础上，开始具有世界意识。春秋战国之终结，延续并加强了中国的天下观念；而民国之历史，则是中国奋而成为世界之独立民族一员的历史。此为二者不同之三。

 【似是而非之二：民国是真正的开放时代吗】

在貌似第二个春秋战国之开放时代的背后，是民国内政和社会开放的不彻底性。

表面上看来，“只要将1912～1949年间的中华民国与此前的晚清，以及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比较，人们就会看到，这些年里外国影响甚至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刻”。（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民国是前后百年间中国最开放的时期，似乎也不无道理。然而，“深受外国影响”既可以理解为在主权完整的情况下主动打开国门的政策后果，也可以理解为被迫接受的一种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状态。后者可能才是民国开放的本质。

先看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信仰，这是一个“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混合信仰体系。政治家们纷纷信了基督，但他们终究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虽“洋”实“土”。这是民国本质上不开放的重要证明。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崩溃，基督教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左右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民国外交总长、部长及众多外交人物均是基督徒，这就形成了上层开放而下层未开放的局面。孙中山、唐绍仪、王正廷、王宠惠、颜惠庆、蒋廷黻以及“四大家族”中的蒋、宋、孔三大家族都信仰基督教。陆征祥、张学良后来献身基督，忏悔后半生。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日记多处记载“祈求上帝的保佑”。主帅如此，外交家亦然。陆征祥皈依基督后说他“在院中，天天为当局祈祷……天天为国民祈祷”。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曾说：“基督教能救中国，但军政界基督徒不少，何以国家软弱？主要原因是没有组织起来。” 这位将军在1913年受洗时，一次性让自己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因为人数众多，只能用消防水龙头为部下做“洗礼”。

民国政治家们皈依基督可以说是民国思想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也是他们率性、自为和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体现。然而，这些宗教皈依——人性中最高层次的灵魂的归属所在——却并没有使中国获得真正的拯救。因为中国民族和文化内在的封闭性并不因单个领袖或者政治家的开放得以遽然改变。

其次看海归们的知识人生是如何或主动或被动演变为中国式的政治人生的。在灵魂层次之下，尚有知识层面。民国年间，中国上下延续了洋务时期向西方学习、留学国外的风气，这来自一种真实的期望——实业救国和知识救国。

民国初年留学风气再起。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先后选送1100多人留美。胡适即在其中，回国后曾言坚持20年不谈政治，然而最终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为国效劳。更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陈友仁，不懂汉语，抛妻别子，孤身一人回国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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