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祥苓：换人间，沧桑依旧

 □ 施京吾

 【出身京剧世家的“铁嗓钢喉”】

样板戏中，我最熟悉的是《智取威虎山》，至今还能哼出大部分唱段，特别是杨子荣与座山雕的一段黑话对白，一句接一句的顶针，很有意思。《智取威虎山》在样板戏中的地位自不待言，不可动摇地位列于首。

排名在中国历来是很有学问的事，里面往往藏着深奥的政治玄机。小时候听广播，只要中央有公开集体活动，后面一定会跟着一串长长的名单，排第一位的毋庸置疑是毛泽东。排第二的就说不准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待过，最后在这个位置上的是华国锋，一直陪伴到毛泽东去世。那时消息相当闭塞，大人们就从排名里窥探政治动向，虽不是十拿九稳，也总说得有鼻子有眼，形成别具一格的“排名文化”。一个顺序的差错，都可能引发无限遐想。谁说中国人缺乏智慧，一张名单就能破解政治风情；谁又说中国人不浪漫呢，排名都排出高深莫测的境界。

八个样板戏的顺序是：《智取威虎山》第一，接下来依次是：《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龙江颂》、《海港》、《奇袭白虎团》、《杜鹃山》，这是“标准顺序”，也是拍摄成电影的先后顺序——“文革”中，江青不仅把所有传统戏赶下了舞台，所有不符合“样板戏”要求的剧目也一律不准上演。仅靠这几出样板戏在全国巡回演出，实在满足不了对全国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要求，于是，中央决定把样板戏从舞台搬到银幕上。虽然这些戏在拍成电影之前早就在各地演出，不过剧场的传播效应显然不如电影，摄制完成后可以不限数量地印制拷贝，在全国公映。

样板戏舞台上的第一英雄是杨子荣——不，是童祥苓，是童祥苓扮演的杨子荣。

童祥苓，1935年出生在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时他叫童福苓。刚出生时，家道贫寒，哥哥姐姐都比他大10多岁。由于其父酷爱文艺，年轻时演过话剧，这就使子女们有了接触京剧的机会。那时，京剧舞台上的竞争异常激烈，一个演员能挂牌演戏，成就已相当了得。童福苓的二哥童寿苓、四姐童芷苓、小姐童葆苓先后跻身梨园，唱出名之后还建立了以童家班为班底的“苓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童芷苓，后来她的风头远远被弟弟盖过——这当然是后话了。而童芷苓的早年成名却在“文革”中给家庭带来一场无妄之灾，自己受到残酷迫害，童祥苓也深受牵连。

童芷苓成名后，举家迁居北京。北京梨园热闹，童福苓自小便深受哥哥姐姐们的熏陶，到了8岁时，他决计投身梨园，同时正式改名为“童祥苓”。他专攻老生，文戏拜雷喜福为师，武戏拜钱富川为师，后来雷喜福又请其师弟刘盛通专授童祥苓念白做工，童祥苓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唱着唱着，年幼的童祥苓唱出了些名气，小小年纪便有了“铁嗓钢喉”的美誉。

【坎坷戏路，成就经典“杨子荣”】

因童芷苓时常往返于京沪之间演出，1947年，童祥苓一家迁居上海。此后，时常往来于两地。那时的人口迁徙非常简单，从未听说有“暂住证”之类的手续。

解放后，童祥苓向钱宝森学《战太平》，又向李世可、张伯驹学余派（余叔岩）。这里特别提一下张伯驹，他是当年的大名士、著名票友，对京剧艺术的理解、传承不在专业演员之下，可见当年京剧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像张伯驹这样的票友以及颇有影响的专业演员向票友学戏的佳话，想如今再也没有了吧。马连良归国后，童祥苓于1955年8月又正式拜马连良为师，戏路越走越宽。

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惜才，邀童家班南下，京剧院成立了以童家班为班底的“上海京剧二团”，童祥苓在上海正式落户。“文革”前夕，童祥苓再拜周信芳为师，博采众长，艺术水准日臻完善，成为上海同辈中的头牌老生。

在上海，童家班立足未稳就迎来了“反右”，童家班遭到攻击，被人说成是“一堆破烂”，被“收进”上海京剧院这个“垃圾桶”里。此时的童祥苓根本不知道也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正值血气方刚年龄，他哪里受得了这番屈辱，竟幼稚地要与革命群众对贴大字报，被四姐童芷苓制止。姐姐的劝阻使童祥苓躲过一劫，但童家并没有就此安然无恙，他的小姐夫、童葆苓的丈夫，被称为“话剧皇帝”的石挥，因被打成右派跳海自杀。当石挥的遗体被冲到沙滩上时，已经高度腐烂。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于，要你低下的不仅是头颅，更重要的是尊严，要让你低头低到口服心也服的地步。石挥心高气傲，是一个把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于是他选择了死。

躲过了这一劫，戏还得演。童祥苓的名气越来越大，连毛泽东都多次观看他的演出。

据童祥苓回忆，大约是1960年，毛泽东在上海观看他的演出，接见时对童说自己每天都要看“大戏考”（笔者家里有一部1955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京剧丛刊》，接近正方形的硬壳精装本，通常称作“大戏考”，不知道毛泽东看的是不是这一部）。从领袖的话语中，童先生看出了他“对京剧和文艺的研究与关心”，而毛泽东却从“大戏考”中看出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看出了“死人统治舞台”。当时间行进到1962年的时候，领袖果然严肃地提醒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教给了全国人民“不忘记”的口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年年底，毛泽东在上海又对戏剧界提出了尖锐批评，到了新年元旦，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号召文艺界“大写十三年”，从正面迎合毛泽东的批评。整个文艺界要“改邪归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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