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纸面上的东西要落到实处

□ 丁学良

中国有些纸面上的东西很不错，关键在于有没有起作用。现在的权力还是紧紧握在官僚集团的手里，只是分放在不同部分而已，所以在一些时候、一些地区，对权力限制的制度设计是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的。问题很多，解决的办法也很多，关键是愿不愿意去做。

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他强调，知识分子是毛，就看附在哪张皮上。不管你是否赞同，这个比喻都是很生动的。那么谁是“皮”呢？以前靠的是所谓资产阶级的皮，1949年以后的30年看起来靠的是“人民”这张皮——可如果真的是靠人民这张皮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就好过得多了，“为民代言、以人为本”不就一直是知识分子要求做的事情吗？事实上，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是要使知识分子百分之百地靠在党政即权力这张皮上，这个目标没有变过。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资本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知识分子作为“毛”，要靠在哪张“皮”上？现在有两张皮，一张是权力，一张是财权、金钱。近30年，“财权、金钱”有着相对的增长，但还没到与“权力”并驾齐驱的地步，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某些知识分子还是尽可能地靠“权力”，靠不到“权力”就去靠“财权”。不过，也有知识分子既不“脚踏两只船”（同时依靠两个权），也不完全贴在某张皮上，而是保持相对独立，对社会重大问题，比如在教育领域、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政策、人权等问题上，维持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不是指一定要跟政府或产业界作对，而是指不能别人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如果“权力”或“财权”做的事情是对的，可以支持，可以出谋划策、提供咨询，但如果它们做的事情不对，就不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在法治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致可分成两拨，一是知识分子，包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学者，也包括传播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人；二是专业人员，比如会计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对社会问题关切和互动的范围超过其专业本身，正如一个医生，他对残疾人或艾滋病人等群体很关注并做了很多工作，那么他也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上面所说的是“权”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权”与“钱”的关系问题。“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它早就存在，问题在于到了哪一步。现在比较严重了，这是很多人的观察。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以官僚体制为基本权力架构的社会，经济活动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或体制下展开，官僚们始终拥有最终的干涉权和裁决权。改革开放以前，官僚的权力太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控制在政府官僚的手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政府逐步释放了一些经济资源，但都是较边缘化、较小块的，最核心的部分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比如金融、电信、能源、航空、铁路等。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领域是官僚的手不会伸过来或伸不过来的，因此，官僚干涉经济市场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官僚代表政府进行干涉，但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二是官僚以政府、权力的名义进行干涉，但实际上是为了个人或亲属的利益，这就由官僚资本主义变成裙带资本主义了。

要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官僚的权力。裙带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中“坏”的东西的变体，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只能控制不要让它发展得太过分，否则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近几年“仇官”的问题较严重，主要是因为官僚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限制。一些官僚做的事在老百姓眼里都是“自肥”、自我服务的，所以民间的怨恨情绪在增强，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官僚掌握的权力太多，大部分时候能把来自民间的反弹压下去，但长年累月会压制到什么地步？很难清楚地预言。如果找不到疏通民间不满的渠道，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的话，积压到某个关键点上，所有的不满爆发，可能会出现失控的局面。政府高层出来讲一些很厉害的话，对过分的官员下手，也是考虑到这个可能性。不能让局面失控，因为老百姓对官僚的腐败、特权，对官民冲突都表示很大的关切。 

……

（共2500字）以上文字节选自《同舟共进》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订阅电话：020-3830 8908（发行部）